第二课 历世历代的和平使者（一）
一、引言
1. 神的计划是要把平安、福乐赐予人类，透过他的子民去把和平的福音广传普世。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了美好的世界，为要赐福人类；只要人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就能够享受平安、福乐。但是罪恶带来悖逆反叛，破坏了整个创造。弥赛亚的应许给我们盼望，因为在蒙救赎的新国度里，神的子民可以循着神慈爱和公义的指引，重享平安之福。两千年前，耶稣基督降生。作为和平之君的弥赛亚，他用言行来表达和平的整全使命，嘱咐门徒要以爱把天国福音彰显出来。从使徒保罗和彼得的教导中，我们也学习到和平福音在社会中的演绎。最后，在使徒约翰的描述中，我们也远远看到在新天新地里，和平福音最终的实现。
2. 新旧约圣经展现了和平福音的规模，那么在教会历史中，天国子民是如何把和平福音实践出来的呢？第二至五课将会粗略地重温教会两千年来如何演绎福音，从教会扩展的角度去看平安的信息如何影响信徒的生活模式和福音的传递。由于历史资料繁多，我们只会按着主题来挑选，没法处理一些比较有争论性的问题，也未能对历史的主流发展多加批判。
二、使徒时代：平安的福音带来平等的福乐
A. 新约圣经的记载
在教会成立初期，使徒都亲身听过主耶稣的教导，要变卖家产来跟从主，并和穷人分享财物（路18：22）。其实他们在施洗约翰的口中，也早已听过类似的教训（路3：11）。所以，早期耶路撒冷教会凡物公用，是对福音的一个自然演绎（徒4：32–34）。使徒确保寡妇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徒6：1–7）；大城市的教会照顾贫穷的耶路撒冷教会（徒11：27–30）；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鼓励保罗记念穷人（加2：10）；保罗教导信徒要照顾家族中的寡妇（提前5：8、16），圣徒有缺乏的要帮补（罗12：13；加6：10），教内弟兄的关系要超越主奴关系（门16）；教会领袖雅各嘱咐敬虔人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雅1：27）。在以上的例证里，可以看到初期教会不是光谈来生得救，不管今天死活的群体。在使徒的带领下，信徒彼此关爱，共度时艰─一个弱势群体带给弱势人在身、心、社、灵各方面的照顾。
B. 新约圣经以外的记载
1. 在历史上有关1世纪教会的记载不多，不过在《多马行传》里，我们也看到当时使徒宣讲福音的模式。相传使徒多马走到印度，是因为当时的印度王京达菲要建王宫，四处寻找优秀的工匠。多马以工艺出名，被引荐到印度，印度王给他一大笔材料费，让他协助建宫。但多马看见当地人的困苦，结果他到处服侍穷人。《多马行传》1：19–20记载：“多马不但没有动过一寸土……但他走到大城小乡，将所有的周济穷人，传扬一位新的神，医治有病的，赶出污鬼，还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医治病人时不取分文；不但如此，他的简朴、仁爱、信心，证明他正直无伪，更表明他是自己口中传扬的这位新的神的门徒。”[1]多马差一点因此丧命，不过因为神的介入，他还能引导印度王悔改归主。可惜后来因为王族中的斗争，他最终还是逃不过殉道的命运。
2. 以上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使徒时代福音的宣讲，一直都与治病赶鬼和周济穷人连上关系。福音不光是口传灵魂得救的道理，也是在各方面改变人的生活，带给人平安的一个行动，并且通过这样的行动，不断地吸引人来寻求福音。
三、 早期教父时代（逼迫中的教会）：空前的慈惠行动[2]
1. 五旬节以后的两百多年，教会在罗马政权的逼迫中持续扩展。教会受到极大逼迫，也导致信徒更紧密地互相关注，彼此帮助，共度患难。当时还没有十一奉献的制度，每星期崇拜时信徒奉献的大多是农产品，也有暗中把金钱奉献到教会的库里，更有少数信徒在洗礼时变卖所有财产，分给教会里的贫穷人。
2. 教会的财产除了用来支持圣职人员以外，还会用来周济孤儿寡妇、老弱病残，以及被逼迫的、被囚的和从远方来的异乡人。教会的慈善服务也不限于内部的会众，就是周边未信主的人也受到关顾。历史记载在公元250年，罗马教会供养了100个教牧人员和分享食物给1,500个穷人。[3]整体来说，逼迫中教会的慈惠精神在于奉献要自愿和匿名，分配要平均和按需要，也要关注受助者的长期发展，所以有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子。[4]
3. 教会的慈惠行动也不只是物质的分享，也是思想和态度上的改变：
a. 罗马文化看劳动为穷人的份，有钱人不耻于干活。基督信仰转化这种观念，让奴隶的工作也有价值和意义，有钱的人需要尊重劳动阶层。
b. 教会中主人和奴隶有双重的关系，既是主仆，也是弟兄，所以主人不能漠视仆人的生活和灵性需要。早期教父已经教导信徒要以公平慈爱对待仆人，给他们星期天休息敬拜，关注他们的家庭需要，在敬拜时主仆可以同坐，主人也无权致仆人于死地。这一切都是日后解放奴隶的基础信念。
4. 在同时期的东方波斯教会也教导信徒尊重和怜恤穷人，帮助病人、遇险或犯罪的人。敬拜的时候有严谨的规格，如果没有座位，有钱的人也不能得到特别的款待；相反，贫穷、患病的人却要特别照顾，甚至要求作领导的监督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让贫病者上坐。这就是早期教会对和平福音的演绎。[5]
5. 教父时代明显传承了使徒时代的价值观。财产是要分享的，阶级是不属灵的，女性是有尊严的，也必须接待客旅。那时信徒对孩童的珍爱也远超当时代的人─不杀婴、不堕胎，也不贩卖孩子去当奴隶。这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备受逼迫的群体可以如此快速增长，颠覆了当时的罗马帝国。[6]
四、4–7世纪：教会带领制度内外的改革
1. 因着罗马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272-337）转向基督教，教会从本来是个弱势受逼迫的群体，逐渐变成一个强势的制度。在这个时期，教会的慈惠事业循着两个方向发展：
a. 教会在社会上建立福利机构；
b. 在教会里有组织地服侍有需要的人。[7]
2. 教会开始建立“医院”，就是一个多元的组织，专门服侍病人、孤儿寡妇、无家者、客旅等。
3. 教会一直帮助贫穷的人。4世纪著名的教父安波罗修（Ambrose, 340-397）强调教会对穷人的责任，认为穷人不是边缘人，而是社会的一分子。神给每个人丰富的供应，不过有钱人把穷人的财富夺取了，所以分享给穷人是责任，不是慷慨。[8]有一次罗马饥荒，政府要赶走在城里的外来人口，安波罗修抗议，并且筹得款项购买谷物赈灾。
4. 到了5世纪末期，教会的奉献一般分为4份：一份给主教，一份给神职人员，一份给贫穷人，一份用在教会日常运作上。
5. 在6世纪，教会开始了十一奉献的教导，也强调奉献可以带来超自然的祝福。这也反映了在一个强势的教会里，自由奉献凋零。
6. 在几百年的发展中，教会的确带领了制度上的改变。信徒如果杀了奴隶，要被驱逐出教会；作主人的，要给奴隶星期天休息；在一些地方，政府废除了以奴隶作为斗士至死的运动；废除了父亲可以判儿女生死的权柄；教会有权作为逃难者的庇护所，官兵不能进内追捕；主教主持审判孤儿寡妇和穷人的法庭，避免世俗的法官因为收受贿赂而屈枉正直。可以说，基督教的道理把嗜血的、贵族和奴隶两极分化的罗马帝国，转化成有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国家。[9]
五、修道士影响下的教会：行隐并重
1. 教会开头的300年，已经有沙漠教父退隐旷野，远离人群和权力，克苦修行。隐士除了个别地寻求神以外，还会教导慕名而来之士，也带领门徒。他们的教导一直影响着教会的主流文化。
2. 到了5世纪左右，修道士已经不再是独行者，而是在修道群体的体制下一起灵修和服侍的人。修道士是社会看重的属灵权威，任务包括教育孩童、服侍病人和穷人。研究早期修道院历史的学者基希利（Andrew T. Crislip, 1973-）这样评论：“修道主义给社会建造了一个簇新的制度，看顾社会上的病患和有需要的人……修道院给病人在充满怜悯和没有负面标签的环境下，免费专业的住院服务。”所以，现代的医疗制度其实可以追源于修道院精神。[10]
3. 另外一些修道士更远征到其他地方宣扬基督。他们就是历史中走得最远的传教士。
4. 在东方教会的发展：
a. 修道主义始于叙利亚和埃及。在5世纪的波斯国，叙利亚的基督徒医生、书记和工匠，把福音传到突厥人和匈奴人当中。叙利亚派的教会一直往东迁移的时候，修士教导信徒读经和种菜，也输入医疗常识。
b. 聂斯托留派（聂斯托留〔Nestorius〕, 386-451）特别注重教育，也翻译圣经，广传知识。[11]在唐代把基督教传到中国的，就是聂斯托留派。唐代著名的景教叙利亚僧伊斯的善行，明显地刻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每岁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备诸五旬，馁者来而饫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节达姿，未闻斯美；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
c. 聂斯托留派的脚踪其实一直伸展到日本。现代的研究确认，叙利亚传教士在7世纪初已经在日本建立基督教堂。现在保存的，有早期传教士的讲章手抄本，名为《宇宙造物主论施舍》。日本历史记载，8世纪有一位波斯医师兴建医院、孤儿院和麻风病院。
d. 在整条丝绸之路上，景教僧侣在慈善服务上的表现是一致的，而这个取向也明显地与当代的佛教有别。[12]
5. 在西方教会的发展：
a. 在中世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修道群体大概是本笃修道院（Benedictine Order）。本笃会规严格地规范了修士的生活。在修道院里，修士要克苦己心；在群众中，他们要为当地求平安，并照顾群众的生老病死。
b. 到了12世纪，有托钵僧的兴起，在城镇中过贫穷人的生活。后来，他们成为走到最远的前线传教士，当中最著名的有方济会（Franciscan Order）和道明会（Dominican Order）。[13]
6. 修道主义其实是对强势信仰的反响。修士强调对神的委身、对己的舍弃，以及对教会的忠诚。到最后，这些属灵操练都会演绎成为由对神到对人的服侍。无论是东方或者西方教会，都明白福音在世的演绎，最终也会成为一种社会的运动。
[1] 莫菲特著，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编译：《亚洲基督教史》卷一（香港：文艺，2000），页28–29。
[2] 这段资料的主要来源是M. Scaduto, “Works of Charity,” in Th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2nd ed. （Michigan: Gale, 2003）, 3:400-421.
[3] <https：//www.christianity.com/church/church-history/timeline/1-300/the-spread-of-the-early-church-11629561.html>（取用日期：2019/12/28）。
[4] A. A. Bykov, “The Origin of Christian Charity,” in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66 （2015）, 609-615.
[5] 莫菲特：《亚洲基督教史》卷一，页98–101。
[6] W. A. Dreyer, “The amazing growth of the early church,” HTS Teologiese Studies/Theological Studies 68（1）, 2012, Art. #1268. 取自取自<http：//dx.doi.org/10.4102/hts.v68i1.1268>（取用日期：2020/1/2）。
[7] Scaduto, “Works of Charity,” 3:406-408.
[8] Peter Brown, Through the Eye of the Needle─Wealth, the Fall of Rome, and the Making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est, 350-550 A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2）, 133.
[9]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3592a.htm>（取用日期：2019/12/15）。
[10] Andrew T. Crislip, From Monastery to Hospital─Christian Monasticism & the Transformation of Health Care in Late Antiquity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5）, 142.
[11] 郝安伦：《普世宣教史之研究》（台北：活石，2014），页61、64、104–105。
[12] 同上，页113–115。
[13] 雷競业：《追寻基督王国》（香港：证主，2017），页199–200、209–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