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课 历世历代的和平使者（二）
一、中世纪教会[1]
1.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欧洲的中世纪时代就是一个战争连连、北夷入侵、十字军东征的黑暗时期。不过，在中世纪时期，特别是早期，教会在社会中仍然发挥着正面的影响。当时的主教是负责保护穷人的主要人物，教会也努力修桥补路，重建在战争中被破坏的村落。在提升奴隶的地位方面，教会一直鼓励废除奴隶制度。在英国，修道院有权接收奴隶，然后协助释放他们。教会也禁止虐待和杀害奴隶。此外，教会会尽力保护妇孺和照顾囚犯。中世纪早期的教会仍然能够维持使徒时代对弱势社群的关注。
2. 不过，在中世纪后期，教会内部的腐化直接影响了她对贫穷人的帮助。除了在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 742-814）时期有一点的中兴改革以外，所有的慈惠机构都在衰退。在封建制度下，教会的社会服务基本上是让给个别地主按他们的私人信念来承担，意味着教会在社会道德的影响上开始败落。
二、宗教改革时期教会对外的扩展
在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随着欧洲殖民地扩展，往世界各地宣教。修士在福音未得之地参与社会建设、医疗、教育等活动。基督新教在跨洋宣教的路上走得比较慢，但值得一提的，是新教中两个迁徙的群体如何在新的地方实践和平的福音。
A. 莫拉维弟兄会（或称摩拉维亚弟兄会）
1. 他们是第一群基督新教的宣教开拓者。在18世纪，因为逃避逼迫，他们从东欧去到德国，后来又持续以少众的模式迁移。最远的一群到了中国，也有群体遍满欧洲，还有不少去了美洲和非洲。
2. 莫拉维弟兄会是一个敬虔运动的基层社群，高举敬拜祷告，也非常注重教育和社会的服侍。在他们的群体里会尽量分享财富，彼此照顾，因此吸引了不少人加入。[2]
B. 英国的清教徒
1. 他们也是一个因逃避逼迫而迁徙的人群。他们批判圣公会没有真正跟随宗教改革的路线，因而受尽同胞的攻击。
2. 在17世纪，部份清教徒带头走到美洲开荒。他们很容易被误会是远离社会、不问世事，但是在历史学家赖肯（Leland Ryken, 1942-）的笔下，他们却是一群进入社会，在生活中实践福音使命的开荒者：[3]
a. 清教徒推崇学习，以教育来防止反智主义，创办了美国的哈佛大学。
b. 在社会行动上，他们认为社会参与是基督徒的使命。他们追求社会公益，常常把群体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们的政治行为的一个重点，就是看顾贫穷人。他们高举人人平等，所以在他们的群体当中，会尽量淡化阶级尊卑。这些价值观都影响了美国开拓和建国时期的文化。
三、基督教会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建设
基督新教在19世纪初开展了比较有规律的海外传教行动。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1761-1834）在印度40年，除了传福音之外，还翻译圣经，建立学校，促进女性受教育，努力改善社会经济，并倡导废除寡妇陪葬和杀害婴孩的丑恶风俗。[4]传教士在亚洲和非洲各地都有服务和贡献，不过本课程的内容重点会放在中国教会的历史上。过去200年，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过程中，也会关注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竭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把现代化带进中国。当中影响最大的范畴，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西方教育注重科学知识，补充了中国传统四书五经的哲学和伦理上的偏执；西方的科研精神，则提供了中国传统医疗以外的治疗程式。
A. 教育
1. 在外国人只能停留在澳门的时期，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和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已经在马六甲开办了教育华侨子弟的英华书院，后来书院搬到了香港。
2. 最早进入通商口岸的传教士，一般都办一些简陋的私塾，不过当中也有一些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学府。例：山东登州文会馆是山东齐鲁大学的前身；河北潞河中学后来和其他学院联合为华北协和大学，再扩展成为今天的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书院在20世纪初改称大学；上海中西书院在民国初期并入了苏州东吴大学；广州格致书院是岭南大学的前身。
3. 基督教对于中国教育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在女孩子的教育上。圣公会的历史中曾经有记载：“华北圣公会曾在晚清印发宣传单张，专论中国妇女问题。文章认为中国妇女地位低下，受尽欺压，很少接受教育，整个生活被限制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范围内。改变这种状况，让妇女获得基督教认可的正当地位，应当是在华传教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5]
4. 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不少传教士和差会都大力投资在基督教女塾的建立上。女塾的开展要面对社会很大的排斥和污蔑。1844年，从英国来的爱尔德赛（M. A. Aldersey, 1797-1868）在宁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塾。在一个克制妇女受教育的文化中，这所学校经历莫大的歧视和风险。但基督教女塾后来在提升妇女地位上功不可没。20世纪初，宋庆龄3姊妹就读的中西女塾，就是19世纪西方女传教士所开拓的。[6]
5.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学堂是要排除万难的。最早的时期，老百姓对传教士充满怀疑和敌意。坊间流传西方人要骗孩子进去他们的地方，是要挖他们的眼睛来练丹。把男孩、女孩招聚在一起，更是移风易俗，所以只有贫穷人家的孩子才会到这些“洋学堂”学习。[7]
6. 让教育普及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字出版和印刷。马礼逊在两百年前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启动了以后众多传教士在翻译、文字出版和印刷的行动。当时老百姓绝大部份是文盲，女性识字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出现了许多识字班，教导平民百姓学习文字阅读。这一切在推动教育普及和新中国的建设上都有一定的位置。[8]
7. 鉴于汉字难学，基督徒领袖黄乃裳早于晚清时期已经倡议汉字拼音化和简体化，不过他却被朝廷保守派视为“摧毁汉字”而遭到通缉，需要逃难。[9]要到半个世纪以后，在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的领导下，黄乃裳的倡导才得到实现。
B. 医疗
1. 福音书记载，主耶稣在传道时经常医治病人和赶逐污鬼；门徒也同样在宣讲福音的同时，治好了许多病人。在基督教会的“血脉”里，就一直有关顾病人的“基因”。在唐代从叙利亚过来的大秦景教僧侣，一直以擅医著名，治病成为了传教士与人群的接触点。[10]元朝景教士的贡献，也离不开医疗。他们对医药的知识，也让他们在皇室中受到重视。[11]不过，唐、元时期传教士的医疗技术没有在中国造成体制性的改变。西方医疗系统要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对中国产生显着的影响。
2. 1838年，“中国医药传教会”在广东成立，开展了传教士在中国的医疗服侍。[12]1844年以后来华的传教士中，不少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在19世纪，他们在西方差会的支持下建立了医院，包括上海的仁济医馆、西门妇孺医院及联合女子医学院，汕头的福音医院，汉口的仁济医院和普爱医院，杭州的广济医院，苏州的博习医院，福州的柴进医院，南京的鼓楼医院，广州的夏葛妇孺医院，宜昌的普济医院。
3. 在医疗贡献上值得一提的有几件事：
a. 1898年，传教士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在自己广州住所的楼下开展了精神病人医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这样的医院，打破了当时代平民百姓对精神病人的排斥和误解。
b. 中国封建时代的女性很难求医，上海西门妇孺医院排除万难为妇女治病，还训练女医生，方便服侍妇女。传教士对妇女的训练不限于上海，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石美玉，以及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著名妇科医生林巧稚，背后都是传教士悉心培育出来的精英。[13]
c. 1894年，传教士医生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 1850-1888）因为医好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妻子，获准在天津建立北洋西医学堂，把西方医疗引进中国。[14]
4. 近代基督教在医疗上带给中国的，不单是针对个别病人的需要而提供服务及医治病人，也针对社会的健康问题而带来改变，包括改变社会人士对病人的态度，以及致力于训练、延展、传承等。
C. 慈善公益服务
近代来华的传教士在努力传讲福音之余，还敏锐于当前的社会困境，主动寻找途径去参与改善和援助。当中记载下来最多的，就是孤儿院的建立和饥荒中的救济。
1. 建立孤儿院：
a. 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里，贫穷人经常没法养育众多的孩子，特别是在饥荒连连的地区。在极度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女婴就更容易被抛弃。1856年以后，教会可以在中国开展孤儿院。天主教的孤儿院主要由修女负责；新教信徒也纷纷建立小型的家舍，拯救被遗弃的流浪儿童。[15]
b. 基督徒兴办孤儿院的传统一直留传到现代。今天的家庭一般不是为贫穷而遗弃孩子，而是因为孩子有伤残、不被社会接纳，在育养的过程也缺乏社区的支援。所以，儿童家舍的存在仍然是有需要的。
2. 赈灾：
a. 传教士和基督教会常常参与赈灾，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在1876年山东大饥荒中有出色的表现；翌年，山西出现了更厉害的旱灾，很多妇女和孩子被卖，到处遍满饿死的人。他和其他传教士努力收集各地差会的捐款，帮助许多人渡过难关。此外，他还进一步研究饥荒背后的人为原因，发现主要是土地的保育和收成的运送方面出了问题，于是建议如何避免日后历史重演。
b. 另一个例子是主要在山西、河南、陕西服侍的瑞典瑞华差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地的黄土高原地带长年农业失收，偶尔又有洪水为患，人民经历过好几次大饥荒，每次灾害中死亡的人数成千上万。瑞华差会在欧洲各地筹款给深入民间的差会传教士，让他们到最前线的地方赈灾。当中卫润世牧师（Gustaf Verner Wester, 1876-1930）在中国服侍了27年。他的第一段婚姻不到一年半，妻子就死于恶性痢疾；第二任夫人和小女儿在一次赈灾的高峰期死于脑膜炎；最后他自己也是在一次赈灾中受到传染去世。教会履行慈善公益服务，一点都不是廉价的施赠，里面都装满了泪和血。[16]
赈灾工作看起来跟传福音无关；不过，在李提摩太对福音的理解中，它们是信徒面对社会中的苦难的必然责任。因此，这些服侍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整全福音的实践。[17]
[1] Scaduto, “Works of Charity,” 3:408-411.
[2] 格兰特：〈摩拉维亚弟兄会─欧洲的宣教先驱〉，温德、贺思德编著，Perspective Study Program华文编译团队译：《宣教心视野（第二册）：历史视野》（香港：橄榄，2015），页114–117。
[3] 赖肯著，杨征宇译：《入世的清教徒》（北京：群言，2011），页230–247。
[4] 莫菲特著，中国神学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译：《亚洲基督教史》卷二（香港：文艺，2012），页318–322。
[5] 陈睿文、周舒燕主编：《圣公会叙事─基督教妇女与华人社会》（香港：商务，2018），页37。
[6] 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2000），页42–51。
[7] 在许多传教士传记里都有类似的记载。其中一个例子是瑞典差会在河南办学的经验，记于瑞华差会著，刘洪译：《爱与中国同在─1887–1912瑞华差会在华工作25年回眸》（香港：中华书籍，2018），页187–195。
[8] 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上海人民，2014），页181–199。
[9] 黄碧瑶：〈胸怀愿景的革命家─黄乃裳〉，李可柔、毕乐思编著，彭萃安等译：《光与盐》第二卷（北京：团结，2011），页61–62。
[10] 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图片论文集》（台北：宇宙光，1979），页124–125。
[11] 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北京：宗教文化，1999），页25–30。
[12] 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页206。
[13] 李可柔、毕乐思编著，彭萃安等译：《光与盐》第一卷（北京：团结，2014），页47–62。
[14] 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页51–58。
[15] 赖德烈著，雷立柏译：《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香港：道风书社，2009），页292–293、395。
[16] 利德贝克著，刘洪译：《我的祖父在中国，1903–1930》（香港：中国国际文艺，2014）。
[17] Andrew T. Kaiser, A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Shanxi （Andrew T. Kaiser, 2007）, 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