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 历世历代的和平使者（三）

（续）

三、基督教会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建设

D. 战乱中的人道救援

1. 中国近代历史里最严重的战乱，当然是第二次大战时期日本的侵略。那时中国教会已经自立成长，教会在战争中非常积极地参与抗争和救济。1937年，日军炮轰卢沟桥之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迅即开展了救国工作，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会也捐钱、捐物资，组织战区服务团，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当时北平救世军设立了不同的救援站，服侍难民。除了救援之外，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也去信日本基督教协进会和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协进会，谴责日本的暴行。[1]

2. 受到日本军队最大残害的是南京。在留守南京的22个外国人中，最少15个是基督徒，都是以传教士、医护员、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的身分在南京服侍多年的人。其中最著名的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教务长魏特琳（Minnie Vautrin, 1886-1941）。南京大屠杀博物馆如此描述她：“南京大屠杀时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为妇女和儿童的庇护所，高峰时达一万多人。”[2]魏特琳最后是为了在大战中和中国人共度时艰，赔上了自己的生命。今天在南京大学仍然看到她的像，写了“金陵永生”4个字，也是她在美国的坟墓上的字。

3. 传教士以生命保护灾民的故事，其实在中国不同的地方都发生。外国传教士全家（许多带着小孩子）在抗战时期留守在中国，庇护身边的中国人。其中的例子有在河南的艾得理牧师（David Howard Adeney, 1911-1994），把一大群人塞进自己的房子，自己一人镇守大门，面对进城的日军。[3]

4. 山西阳城的女传教士艾伟德（Gladys Aylward, 1902-1970），在战乱时期收容了100个孩子。为了逃避日军，她用了一个月时间，一人带着全部孩子走到西安。[4]她只是一个女子，却奉主耶稣的名做了大事，救了很多人。后来她要离开内地，不过还一直在台湾服侍，最后也死在台湾。

5. 瑞典传教士郝概伦（Sven Ake Hugo Haglund）在整个大战时期，一家五口留守在山西的永济。当时日军占领了县城，他们的房子被没收，一家被赶到城外的破村子里生活。不过他们坚持和信徒一起共患难，继续传道和救济的工作。[5]

6. 靠着神的能力，众多的见证人用他们的生命表达福音的大能，在患难中活出精彩的人生。 

E. 保育少数民族文化

1. 中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传教士在当中传福音、建立教会，帮助他们编写一套文字，把圣经翻译成为他们的母语。单是在云南一省，已经最少有十来个少数民族有自己语言的圣经。[6]

2. 除了翻译圣经以外，少数民族教会又用自己的文字来记载他们的口述历史、传统故事、歌曲等，让他们的文化可以存留下去。

3. 很多传教士都鼓励少数民族把他们的文化表达在教会的礼仪上。所以少数民族的信徒会在教会的礼仪中穿着传统服装，载歌载舞敬拜神。

4. 所有民族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每个民族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和艺术文化来赞美神。就如新约的论述，和平的福音是要在今生带来民族间的共融，各自展现独特的缤纷。 

F. 转化不良文化

世界上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优越的地方，但同时也有丑恶的一面。当福音与文化的阴暗面相遇时，教会如何倡导一个另类的文化，解决人的罪性所引发的罪行？以下是一些福音转化文化的例子。

1. 砍头族：

a. 居住在云南和缅甸边境的佤族，世世代代是猎头族，以人头祭祀，换取丰收、风调雨顺、防灾防难。一条大村（大寨子）每年总要杀10多人来献祭。砍头英雄在村中位高权重，一般砍的是陌生人或者仇人的头。有些时候他们需要走几天的路到远方去，在黑夜中“偷头”，也有在外地买少年人回来献祭的。相传佤族的猎头风俗在公元300年已经流传，一直到1950年代末期才被取缔，到1970年代后期完全消失。

b. 在上世纪初，有一群佤族人却因为信了耶稣而摒弃猎头的习俗。传说中的一个版本：在1902年，佤族先知帕召门临死前吩咐族中长老，跟随着他的白马走，就能够寻得真神。后来，白马带着寻道团队翻山越岭，走过森林，来到缅甸东南边境的美国传教士永伟理（William Marcus Young）[7]的家。长老一众跟永伟理学道数年，1908年把福音带回云南佤族的乡村，许多村庄归主。全村信主的地方就在还没有国家法律禁止砍头献祭的时候，已经自愿放弃这个传统了。[8]

2. 女性地位：

a. 在重男轻女的晚清社会里，女性在教育和医疗上都缺乏照顾。基督教会却在这个时代倡导男女平等。除了开办女塾、妇孺医院、女子医学院以外，教会在放足、禁婢等方面也走在时代的前头。

b.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缠足是空前大规模残害女性的文化风俗。传教士看到缠足加在女子身上的痛苦，1867年杭州一所教会学校就要求所有女学生放足。此后，在北京和温州的学校也同样把放足立为女孩子入学的条件。这些行动比康有为在1883年开展的“不缠足会”还来得早。此外，1874年，在传教士的领导下，一些华人妇女创办了反裹足协会。[9]1895年，李提摩太夫人发起了天足会。[10]到民国初期，政府才正式禁止缠足。不过在民间，这个陋习大概要到民国中期才完全被取缔。

c. 妓女是另外一个教会关注的群体。1901年，传教士在上海成立“上海济良所”收容她们，提供教育和职业培训，也收容和教育她们生下来的女孩。在济良所开办的头一年，已经帮助了1,800人。[11]

d. 福音信仰高举人皆平等，人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有基本的尊荣，所以不接受奴婢制度或者人口贩卖。西方社会贩卖奴隶的罪恶，最后也是在基督教会的倡导下改革过来的。在中国，孙中山在1922年发布严禁婢令，不过各地的地方官员没有切实执行。同年，香港教会响应，基督教女青年会和其他社团合作，在民间鼓吹禁婢。1929年，基督徒许春草在禁婢一事上不惜冒险，跟当时的官商斗争，创办了“中国婢女救拔团”和婢女收容院。不过，在抗日战争时期，收容所被毁，大战之后没有恢复过来。直到解放后，政府才完全禁婢。[12]

e. 传教士也对当代男人娶妾的风俗加以批判。他们劝导信徒不要娶妾，但没有在教会之外作其他社会行动来改变这个文化。

f. 基督教会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一直是边缘的群体，受到很大的误解和攻击。以教会的身分来倡议女性地位的改革，是冒犯了固有的传统和利益，不容易被接受，也会引起严重的污蔑。但这些传教士和信徒愿意按着自己对福音的理解来行公义、好怜悯，就是要表达福音最终是要带来社会更大的和平。

3. 残障人士：

a. 创造神学强调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受造，因此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尊荣和价值。福音书记载了许多主耶稣医治残障人士的故事，所以基督教会对于残障人士有特别的关注，减轻他们和家人的痛苦，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b. 按照历史文件的记载，得到最多服侍的群体是失明人士。1840年代，圣公会已经在上海建立了盲人中心。[13]后来苏格兰传教士莫维廉（William Hill Murray, 1843-1911）发明了盲人文字，让盲人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当时许多失明孩子沦落街头，被操控成为乞丐，德国在华盲人差会也设立弃儿之家，服侍这些被奴役的残障孩童。[14]

c. 在19世纪末，传教士在山东为聋人开办学校，不过记载不多。[15]

d. 以上的服务不单帮助受助者脱困，还见证基督教的价值观─不会因为一个人没有生产能力，就认为他不值得去爱和培育。这些行动都表明人的基本平等价值，除了有助更新文化以外，也让社会变得更人道。

4. 戒烟禁烟：[16]

a. 在明朝的时候，台湾叫“福尔摩沙”。其实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新教宣教士不是马礼逊，而是在1627年抵达福尔摩沙的荷兰改革宗传教士堪的德士（Georgius Candidius, 1597-1647）。从1627年到1661年，荷兰传教士在福尔摩沙建立教会和神学院。在全盛时期，岛上基督徒人数达1.7万。教会一直维持到郑成功占据福尔摩沙为止，[17]后来就被完全消灭了。不过，现在主流基督教历史的论述，还是说马礼逊是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

b. 1807年马礼逊来华。在1809–1834年期间，他既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也是贩卖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传译员。这个双重身分，可以说是新教来华历史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初期的传教士确实没有意识到鸦片对中国人的残害。郭实腊（Karl Gutzlaff, 1803-1851）继马礼逊之后来华传教，多次乘坐武装鸦片船来回中国沿岸城市。这样的无知，当然应该受到历史家的批判。除了以上所说的明显行为以外，早期在华的传教士也没有刻意批评自己国家在鸦片贸易上给中国人带来严重祸害。他们的沉默是历史中的污点。

c. 不过，幸好传教士只是在传教工作开展最初的20多年和鸦片贸易有关连。在1835年抵达中国的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已经开始和东印度公司割席，拒绝登上鸦片船。从那个时候开始，传教士启动了漫长的反鸦片运动。和平的福音要带来健康的社会，所以作为传教士，不能忽视鸦片如何毒害人，如何毁灭家庭。他们的行动主要分为3方面：和东印度公司断绝关系、在英国制造反鸦片的舆论，以及在中国教育老百姓鸦片的害处和帮助他们戒烟。

d. 在1830年代，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首先发起言论，攻击英国政府的鸦片贸易。同时间，也有传教士编写小册子，宣传鸦片对个人和家庭的长期祸害。1858年的天津条约使鸦片可以合法买卖，结果传教士群体就更同心指责鸦片贸易的罪恶。1874年，英东反鸦会正式成立，用传媒和舆论来对抗中国和英国的鸦片政策。1896年，长老会传教士发起全国禁烟会，反鸦片宣传迅速传到各大城市。

e. 除了倡议和代言之外，传教士在协助老百姓戒烟一事上也不遗余力，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戒烟局成立。席胜魔牧师就是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明白鸦片的害处，然后靠着福音胜过鸦片毒瘾，后来更开办了45个“天召局”帮助人戒烟。[18]这种靠福音戒毒后成为戒毒勇士的故事，一直都是基督教会里数不清的见证；直到今天，仍然是福音带来平安的表徵。

f. 总括传教士在戒烟禁烟历史上的贡献，黄智奇有以下的论述：“在反鸦运动里，传教士分别要面对来自中国和英国政府的敌意。但他们不因中国社会对他们怀有敌意和对反鸦事情麻木而死心，也不因英国政府和社论的反对和抨击而却步，倒是坚持奋斗下去……虽然我们那时代不乏道德仁义之士，更有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但在反鸦之事上，除了兴起过零星的、激情的、昙花一现的反鸦行动之外（那些行动往往遇上一两次挫败就销声匿迹），就没有人起来持久地为反鸦的事终身奋斗了，更遑论像传教士们所经历近五十年（时间横跨两代的人）、长期为反对鸦片贸易而努力的斗争”[19] 

G. 总结

1. 基督教所高举的福音带给社会的影响，是正面积极、多元，并涉及不同层面的。因为和平福音包含了神对世人的爱，这爱超越了地域、种族和阶层，让人透过认识神的大爱，更愿意牺牲和彼此服侍，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文明和福乐。

2.  借用近代著名学者胡适的话，作为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的整体评估：“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叫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对待小孩子是残忍的、惨酷的、不人道的、野蛮的。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学堂不算好学堂，他们的医院也不算好医院。但是他们是中国新教育的先锋。他们是中国‘慈幼运动’的开拓者，他们当年的缺陷，是我们应该原谅宽恕的。”[20]

[1]  张德明：〈1937年七七事变中的基督教救济〉《天风》2016年7月，页41–43。

[2]  张建军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南京：南京，2018），页68–69。

[3]  Carolyn Armitage, Reaching for the Goal: The Life Story of David Adeney （Wheaton: Harold Shaw, 1993）, 79–87.

[4]  张继新、虞佳一、余玲玲编译：《八福客栈》（兰州：甘肃人民美术，2006），页188–227。

[5]  斯莱文著，刘洪译：《带上一只羊》（香港：中国国际文艺，2014）。

[6]  目前光是云南一带，已经有十来个少数民族有自己语言的圣经，当中包括东傈僳语、大花苗语、不同的彝族语、拉祜语等。参尤垂然：〈云南省少数民族翻译工作〉，《圣经年刊》第2期（2013年12月），页1–16。

[7]  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永伟理是在20世纪初把福音传到缅云边界少数民族的人。参奥德兰德著，黎晓容等译《客旅─瑞典宣教士在中国西部的生死传奇》（北京：团结，2013），页1–3。

[8]  这个砍头族的故事，是笔者亲自从云南澜沧佤族村寨教会的长老和牧者中采访回来的。在网上也有很多类似资料的引证。

[9]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页292–293、393。

[10] 林治平：《基督教与中国历史图片论文集》，页220。

[11] 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页210。

[12] 张圣才、泓莹:《张圣才口述实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6），第四章。

[13]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页392。

[14] 罗伟虹主编：《中国基督教（新教）史》，页208–209。

[15] 赖德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页393。

[16] 下文主要资料来自黄智奇：《亦有仁义─基督教传教士与鸦片贸易的斗争》（香港：宣道，2004）。

[17] 莫菲特：《亚洲基督教史》卷二，页266–271。

[18] 瑞华差会著，刘洪译：《爱与中国同在》，页72–75。

[19] 黄智奇：《亦有仁义》，页164–165。

[20] 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5册（新北：联经，2005），页925。